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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数字化转型增强保险业韧性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孙芙蓉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7期

记者: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击。首先请您谈一下保险业如何才能够尽快恢复增长。

安仁礼: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企稳,但仍存在显著的下行风险,保险市场的表现则可能强于预期。瑞士再保险(下称“瑞再”)研究院最新一期sigma报告《世界保险业:渡过2020年疫情大风暴》预测,由于寿险属于长尾业务,债务结构具有长期性,保费增长受低利率影响显著,预计全球寿险将萎缩6%,而发达国家萎缩将达8%。

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数字化转型增强保险业韧性

从周期上来看,最糟糕的时点似已过去。与国际金融危机时类似,此次保险行业保费增速有望实现V型反弹。预计今年全球保费将下滑3%,但明年会反弹3%。形成该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保险市场深度持续提升,同时保险费率趋于坚挺。这在疫情发生前商业财产险方面已经有所体现。2016年中国总保费收入为3万亿元人民币,2019年突破4万亿元大关,预计2021年将达5万亿元的水平,三年内,中国保费规模将突破6万亿元。中国在全球保险市场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下一阶段,中国将着重提振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这也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保险市场发展。预计中国保险市场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保险市场,这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是重大利好。同时,中国政府承诺将进一步开放经济和金融市场,推进市场化与结构化改革,从而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韧性,这也将利好保险行业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及新兴市场发展,对全球经济提升韧性都具有战略意义,也将为保险行业带来重大机遇。

从另一个角度讲,疫情并没有催生新的经济驱动因素,反而凸显出此前就已经存在的结构性不平衡。随着过去几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愈演愈烈,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也会导致风险格局发生变化,而数字化将加速这一进程。这些大的趋势会带来几方面的影响:一是全球经济增速重心将继续转向亚洲;二是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上升;三是经济下行风险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需要关注滞胀风险,即低增长高通胀的风险。

记者:您谈到逆全球化趋势近几年愈演愈烈,这会对保险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应当怎样应对呢?

安仁礼:保险需求并不取决于全球化与否,即使有逆全球化发生,保险需求本身并不会消失,但不可否认的是,逆全球化的确会对保险业带来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保险企业的经营环境会更加复杂,成本会更高,因为企业无法充分地利用全球市场来进行风险分散和提升资金运用能力,难以使资金效率最大化,保险产品价格可能会上升。同时,疫情也凸显了很多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迟早都会暴露,但与逆全球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使情形变得格外复杂。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如果逆全球化加剧,要考虑如何能够平稳供应链形态,如何覆盖承保逆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比如,本次疫情对经济和保险业带来了重大冲击,也凸显了供应链相关风险,这就为保险业提出了更高的风险保障要求,同时也要求企业和个人具有更强的风险意识。

即使逆全球化发生,我们也需要把商品和服务与全球化分开来看。即使商品贸易在全球化方面有所受阻,服务却未必会呈现逆全球化趋势。数字化将有助于保险企业更好地进行风险定价,扩大风险的可保性。有人说,数字化会使全球化更加稳固,我很赞同这样的看法。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可以在逆全球化时代,规避一些障碍和壁垒,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更加贴近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服务。在此过程中也蕴含着机会,能够帮助企业和保险公司更好地应对风险。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低利率时代,本次疫情加剧了这种趋势。在这种环境下,全球保险监管会是怎样的趋向?保险业经营管理应当作出哪些调整?

安仁礼:中国向外资保险公司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是一个积极的进展。毫无疑问,疫情加快了数字化发展,监管层会在数字化方面加强监管,以规范保险产品和定价。但同时,很多数字化的创新应用可以跨越国界,进行全球布局,这加剧了监管的复杂程度,监管者需要从一个全新的层面来考虑如何监管。政府与监管机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未来的监管方向是支持数字化发展的,同时也可促进金融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覆盖率。一个有效的政策监管框架是促进行业提升保障、优化成本、提高可保性的坚实基础。

低利率环境要求我们在资债匹配以及资本能力等方面更具韧性。各个经济体的利率环境存在差异,如新兴市场的利率往往显著高于发达地区,因此跨国企业会自然而然地前往新兴市场开拓业务。一定要认识到,对于保险行业来说,低利率环境已成为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越早认识到这个趋势,越便于早做调整。保险行业持有大量固定收益产品,因此资债匹配是非常重要的。对保险业整体来说,储蓄类产品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储蓄类产品的发展走到了尽头,而是需要进一步创新来适应低利率环境,吸引客户。

在资产端,低利率环境主要会对投资业绩产生压力,如果利差不能提高的话,可能会影响投资回报。但反过来看,权益类投资并非如此,低利率环境下风险资产往往可能会有惊人的表现,投资风险类资产的回报可能会弥补在固定收益类产品方面投资的损失。在低利率环境下,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可以说,低利率环境促进了经济的整体复苏。

在负债端,低利率环境要求非常严格、非常谨慎地坚持承保标准。低利率环境与数字化等范式转换发挥叠加作用,会促进承保方面的创新,如加快处理流程,同时降低成本,优化索赔管理。此外,数字化也会要求保险资金的投资更有针对性。

记者:那么,数字化会为保险业带来哪些机会,又带来哪些挑战和风险呢?

安仁礼:关于数字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机会。数字化可以巩固全球化,或者说可以延缓逆全球化的脚步,可以对商品与服务加以区分,使全球化服务成为可能。利用数字化也可以进行自动理赔,降低理赔成本,提升客户体验。此外低利率环境,宏观经济压力以及由于疫情导致的居家办公的需求增长等,都会倒逼数字化发展。整体而言,通过数字化,借助数据的力量可以进行实时的产品调整,快速开发新的产品,应对市场和个人的风险变化,这对保险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新技术以及数字化将有助于挖掘行业潜能,承保此前无法承保的风险,如应对逆选择风险或者提升风险定价能力,从而提升世界经济的韧性。尤其是,根据测算,到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将占到GDP的50%,这将有助于巩固数字经济等经济增长动能,使中国站在数字化浪潮的前沿。

毫无疑问,数字化也会带来重大的挑战。网络风险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保险行业应该和监管部门合作应对网络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网络风险的可保性问题。

记者:瑞再研究院进行巨灾风险研究的同时也在研究疫情传染病等方面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对疫情可以提供更多的保险保障?

安仁礼: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想分几个方面来回答。

一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不管一个保险企业规模有多大,有多么国际化,都不可能单打独斗,以一家之力承担大流行病风险等系统性风险。只有政府、企业和社会需要携手共同应对,才能真正地为重大流行病提供保险保障。

二是,从全球层面来讲,这次疫情带来了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剧烈的冲击,导致全球保费可能出现3%的萎缩,但在疫情之后,市场也会出现强势反弹。疫情冲击之下,寿险和非寿险的情况也不太一样:非寿险总体还可以,主要由于财险费率趋于坚挺;而在非寿险方面,全球市场都将出现停滞,不过新兴市场仍会有所增长。

三是低利率环境对保险资金投资也会产生影响。低利率政策虽然会使固定收益类的投资收益下降,尤其是储蓄类产品,但会有利于风险类资产收益提升,从而达到一定的收益平衡。疫情对于资本的冲击还是可控的,人们或许不用太担心。

四是疫情是有助于提升风险意识。本次疫情也凸显了瑞再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提高经济韧性的重要性。该报告重点指出,谈经济不能只谈经济增长,也要关注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要想维护系统的稳定性,保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柱。

记者:目前,中国金融业综合化经营趋势比较明显,您认为金融综合化经营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方向?

安仁礼:中国现在金融的混业经营反映了金融服务市场的深化,说明中国金融保险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为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我认为,银行、保险的综合经营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形成的业态。综合经营当然有一些好处,比如,银保同业经营可以从更大程度上实现多元化效益,同时也能为客户综合提供银行保险服务。在欧洲以及其他国家,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模式。银行保险混业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市场更加成熟以及企业对于风险控制能力的提升,银行和保险或许会合而又分,随着企业经营地域的不同有所变化,或者随着企业全球性业务的拓展衍生出不同的组织模式。这是因为通过业务的多元化,不同业务条线之间可以通过分散风险来实现收益。同时,一个全球经营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市场之间、地区之间的整合来实现地域多元化。因此,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出去,会出现不同的发展路径。目前来看,混业经营可能是一个中间阶段,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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